由世界产权贸易市场引发的法律思考
彭琰
当人们对一种财产试图非相容性地占有时，就产生了该财产的归属权与非归属权的问题，也就产生了这一权利的界定和划分后的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时，法律意义的产权概念就产生了。
产权（财产权利Property right,也等同权利）制度是文化传统与法律制度相融合的集中体现，因而，她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绩效的本质特征。
对于产权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事情，因而，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关注和振奋的事情。
一、产权制度建立的哲学基础
人类在以相互给予爱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同时，也努力谋求从社会和他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属于自己能够支配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追求本身正是人类创造“美”的源动力。人性的美、智慧的美、艺术的美，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的力量之美贯穿于这一追求的全过程。因而，属于“我的所有，他人不得干涉”的财产权利，是人格本身具有的品性和能力。
财产所有权的存在符合人类高级理性的原因，就在于所有权本身扬弃了人格中纯粹的主观性，而使人格趋于客观和完美。赋予人们以财产所有权后，能够使该财产所有者从其所能控制的财产上体现出他的意志中的规定和灵魂，从这种体现的过程和体现的结果看，这些财产已具有了人的目的性。
在人的需求体系中，对财产（或通称财富）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基于这种需要，当个人的能力不足以达到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满足更高的欲望时，人们选择了婚姻这种合作方式，以使共同创造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个人的创造。在婚姻家庭中，即使只有一个人从社会上获得收入，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妻子操持家务，孩子认真读书），也是共同谋求最大化财富的合作模式。因而，婚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创造了两者相加后的财富的增值，以达到各自的需求和满足，因婚姻所产生的家庭财富的性质及其维系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显露得十分充分。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也必须理解，基于爱情所产生的婚姻，因财产的争夺而解体或因解体而引起财产的争夺的客观存在。这时，因灵魂（或精神）的需求和满足而产生的爱情，已被具有实物状态的财产所征服。因而，在婚姻家庭法中，浓墨重彩地规定了夫妻离异时财产分割的原因。
对事物的分析，往往先从哲学的范畴或角度去思考，能使人怀有人性的情感，因而，也可以使人全面本制地去认识。
二、产权及产权交易的法律意义
产权（财产权）是人们对有价值的特定物具有排他性控制的权利，这种控制权充分表达和体现了财产所有者在自由的前提下任意运作的各项权利。因而，财产权就是自由权，这是法律的维度内所界定的。这就意味着，当将一组关于某些特定财产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分配给了某个人时，则同时就将该财产项下的自由权赋予给了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意志，在不需要任何人知晓和允许的情况下，对该财产自由地行使其项下的权利。
财产权具有任何条件下的绝对所有权，笔者是难以苟同的。例如，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员，享有企业分配给他居住房屋的财产权，这时对该房屋的财产权仅包含了使用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处置权，而不涉及具有绝对性意义上的所有权。鉴于，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是企业分配给该职员相应劳动对价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职员放弃了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则他会得到例如现金收入上增多的补偿。因而，当该职员接受了房屋使用权利的时候，就放弃了其他形式的权利，而对房屋行使其权利之时，就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排他性和非相容性。
一个通俗的典故，能让我们形象地理解财产权的意义：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这个拦路要财者对这条路虽然不具有完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然而，他具有与其他任何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优势，这时，他就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备的也无法行使的权利。
“财产权”,更诱人的意义,在于这种权利具有可替代性、可变换性和可流通性。
当财产权利者对他们的某一财产产生兴趣，而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失去经营价值时，他就想用自己的财产换取他所感兴趣的财产，这样，财产交易就由此产生了。然而，任何仅利已而无利于对立的交易是无法实际的，因而，人们试图努力地探求可以达到交换目的和满足的交易对象及交易条件，这样，基于期待获得成功交易的“谈判”就成为欲做交易者首要思考的课题。因而，谈判理论是基于私人产权的前提下产生的，并在保护、巩固和扩大私人产权的实践范畴内，得到了完整的彻底的体现。
人们把财产拿来进行交易，目的在于期望通过这种交易，使他获得比交易前更大的需要、满足和愉快。而约束这些交易行为并使交易的收益最大化的法律制度是实际、进行和完善交易的唯一保障。
法律的奥妙在于她会设计出在交易过程中，能够使交易的成本最小，而交易的收益或交易所创造的增值最大的一套规则及方案。同时，当交易出现障碍或困难之时，法律也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或困难，以达目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交易之中或之后若产生纷争，而交易者力图摆脱这种困扰又无可奈何时，法律又会帮助人们平衡这一纷争的利益关系，从中找到适当的切入点，以解决双方交易者的不快。
产权法律制度建立的原则，就是遵循财产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即，在赋予财产权的一组权利时，要使这种权利的使用效率和由此给社会所增加的财富均为最大化，只要该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建立和履行所支付的成本小于所获得的收益，那么，这个制度或规则就是合理的、有效的。
三、世界产权贸易市场的创立与中国产权制度的进化
世界产权贸易市场（World Trade Assets Market Inc.简称WTAMI）的创立，为全球寻求财产交易和增值的人士提供了最佳舞台。一方面，她促进了财产的流动性，为财产更能充分地体现其价值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的和国家地域性的产权交易规则及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李鹏委员长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一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对今后一年主要任务的安排也是切实可行的。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继续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要继续加强立法工作，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抓紧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开展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工作的质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要继续加强监督工作，注重提高监督工作实效。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密切与地方人大的联系，自觉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要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要继续加强同外国议会和国际议会组织的交往与合作，推动对外关系的健康发展。要不断加强常务委员会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行职责的水平。
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完成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
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
——谈工会主席唐晓东劳动争议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张喜亮 北京巴特尼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周祈军
北京同联广顺劳动事务咨询中心主任律师 张攀顺
近日，各媒体竞相报导了合资企业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唐晓东被解除劳动合同一案，多冠以醒目标题“北京第一个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工会主席”。其实，工会主席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主席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此案非是第一桩。此案引发的思考确实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北京市总工会郑重表态：支持唐晓东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9月13日《北京晚报》报导：“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首例合资企业炒掉工会主席一事即将进入法律程序。今天上午，唐晓东告诉记者，他将根据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法律专家的时间安排，于明天或后天前往海淀法院起诉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据了解，今年初，41岁的唐晓东曾以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违反《工会法》及不支付工会经费为由，到海淀法院起诉，但海淀法院立案庭书面裁定驳回‘违反《工会法》’的起诉，口头通知不受理‘不支付工会经费’的起诉。唐晓东是在8月30日被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严重失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而他则认为该公司是报复自己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行为。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为工人争取了不少权益的工会主席。”
工会主席因维护职工权益而遭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恶运，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是不能不令人愤慨的，这样的事件竟然发生在与日本合资的企业，知情人都清楚，发生在有日资的企业此类案件并非首例，这就更加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之情。但是，情绪不能代替法律，法律也不能相信情绪；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怎样的呢？从媒体报导的情况看，我们看到的多是情绪化很浓的当事人唐晓东的说明，却很难看到此纠纷的来龙去脉，即此案的事实情况。几费周折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则情节：
去年11月3日，公司以唐晓东向北京一家媒体提供不真实的公司情况为由，决定解除其职务，公司贴出《关于解除唐晓东总务部经理职务的决定》：解除唐晓东总务部经理职务，回家待岗。待岗期间，唐晓东应认真反思，写出深刻检查。当天下午海淀工会回应认为唐晓东反映情况属实。今年1月9日，经过海淀区劳动部门三方协调会，三环相模公司撤销原决定，恢复唐晓东工作岗位，补发两个月工资；今年3月，海淀区卫生局在检查三环相模公司的集中式供水及生活饮用自备水源井时，发现该公司从2002年开始就没有换发卫生许可证。这期间，唐晓东正担任该公司总务部经理的职务。公司认为由于唐的失职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三环相模公司决定解除唐晓东劳动合同。这一情况公司已经向上级工会进行了汇报。唐晓东回忆说，正是考虑到公司不合格的饮用水会影响职工健康，他向海淀区卫生局举报了公司的饮用水卫生不合格的情况。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公司从2002年开始就没有复检和换发卫生许可证。8月30日，公司通知唐晓东被解除职务，并给唐两天的时间交接工作。在该公司交给唐晓东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上，表明原因是唐在任总务部经理时存在失职行为。唐晓东承认，自己应该承担未复检和换发卫生许可证的责任。但他表示，自己承担的应是“领导责任”，由于此事由设备科专门管理，设备科的消毒人员应承担复检不合格的责任。他认为，根据《工会法》，自己不属于严重过失，不应被解除劳动合同。
从上述情节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公司究竟是解除了唐的“总务经理”的职务还是解除了唐的“劳动合同”。该案向海淀区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就更让人莫名其妙：“违反工会法”和“不支付工会经费”。如果用人单位只是解除了唐某的总务经理的“职务”，那么此案不在法律受理的范畴。因为这完全是用人单位内部管理的权限问题，非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用人单位解除的是唐某的“劳动合同”，按照法定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则应当首先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据报导的情节而言，就本案来说，用人单位并没有说明因唐某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担任总务经理期间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为由，唐某自己也认为其应当承担“领导责任”。那么，以此为由，无论是解除其职务还是解除其劳动合同，都是冠冕堂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四款规定，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其劳动合同。严重失职和造成利益重大损害，如果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界定，用人单位则具有自由裁量权。可见，以此为由解除唐某的劳动合同也不为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看，根本就没有关于不得解除工会主席劳动合同的规定。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 “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职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职期满。但是，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除外。”此规定是针对工会主席劳动合同是否延长而言的，并非是指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工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其工作。就本案而言，用人单位并非因唐某“履行职责”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失职行为为由。由此可见，运用工会法维护唐某的劳动权益，并不存在有力的根据。我们或许可以凭理智或者感情，知道唐某为维护员工的利益而遭到了打击报复，无论是被解除职务还是被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法官不可以依理智或感情作出案件判决。从“法律事实”分析，认定用人单位对唐某的处理则尚未有明显的不当之处。此案的解决途径无外乎两条：一则是本级工会或上级工会依照工会法请求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处理，事实上，对唐某在去年11月被解除职务的做法，就是采用了这样的办法解决的；二则是就唐某被解除劳动合同而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当然，如果仅仅是解除其职务，无论劳动仲裁还是人民法院都不便于受理。
对此案的感言，我们认为：第一，法律和法律所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的事实是不完全一致的，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第二，运用法律维护权益选择的途径及切入点必须准确，要与法律制度本身一致；第三，工会及工会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依法的同时还需要掌握各种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