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人民法院2010年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法〔2010〕14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

人民法院2010年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毒品犯罪需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依法开展禁毒综合治理，不断健全禁毒综合治理体系，对于实现我国禁毒斗争形势的持续好转具有重要意义。今年2月22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印发了《2010年全国禁毒宣传教育工作重点》，对做好今年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毒品犯罪案件，以审判为中心大力开展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对扩大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切实贯彻好国家禁毒委员会的要求，加大人民法院参与禁毒综合治理的力度，现就人民法院2010年做好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

对严重毒品犯罪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是禁毒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也是人民法院审判毒品犯罪案件一直坚持的政策。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的毒品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和缴获毒品的数量同比均明显上升，并侦破了一大批重特大毒品犯罪案件。今年年初，公安部决定在全国开展禁毒严打整治行动，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鉴于此，为形成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的合力，努力实现我国禁毒形势的持续好转，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继续保持对毒品犯罪整体从严惩处的指导思想，用好用足刑罚武器，有效打击、震慑和预防毒品犯罪。毒品案件多发地区的人民法院，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毒品案件收案数可能增加的形势，合理配置审判力量，在确保案件审判质量的前提下依法快审快结，避免案件积压。对于社会影响大的重特大毒品案件，更要做到快审快结，始终保持对严重毒品犯罪依法严惩的高压态势。

在政策把握上，要按照我院今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和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和毒枭、职业毒犯、累犯、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同时，要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坚持区别对待，不唯数量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要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改造作用。

二、深入开展毒品案件调研，进一步加强审判指导

开展毒品案件审判调研和指导，是提高毒品案件审判水平，确保案件审判质量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毒品案件多发地区的法院，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指导和调研工作，毒品犯罪审判工作一直保持主动。但是，由于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审判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问题。为此，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研究、分析当地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和特点，特别是结合《大连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的贯彻执行，继续加强调研工作，努力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上级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大审判指导力度，在做好二审审判工作的同时，通过编发典型案例、召开专题会议等形式，进一步统一辖区内毒品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对于毒品犯罪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要特别注重发挥好“一审是基础、二审是关键”的作用，严格程序，提高标准，对于证据搜集方面的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向侦查、起诉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把发现的案件质量方面的问题尽早解决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和第一审审理程序中。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的毒品案件，相关法院要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不断提高毒品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

三、以禁毒宣传教育为重点，不断深化禁毒综合治理工作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禁毒法施行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审判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要特别注重针对毒品案件高发的形势，利用审理重大毒品犯罪案件的契机，采取直播庭审、公开宣判、印发布告、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扩大审判工作的法制宣传效果。毒品案件多发地区的人民法院要结合当地禁毒重点和审判动态，分别在4月、6月和9月集中开展毒品犯罪审判宣传活动，有计划地使全年集中宣传活动有序衔接，形成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的强大声势。

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把宣传禁毒法作为禁毒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紧密结合“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的宣传主题，采取制作宣传版面上街头、入社区、进学校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要充分利用有关纪念日等重点时段进行宣传，特别要做好“6·1”禁毒法实施纪念日、“6·3”虎门销烟纪念日和“6·26”国际禁毒日的宣传工作。要把青少年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采取组织大、中、小学生旁听庭审，进学校举办法制讲座，指派经验丰富的法官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或者校外辅导员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青少年的禁毒宣传教育力度，使他们更加形象地认清毒品危害，更加自觉地远离、抵制毒品。

在做好上述禁毒宣传工作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还要注重采取其他综合治理措施。要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切实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使犯罪分子经济上受到应有的惩罚，不仅剥夺其再犯的能力和条件，也使社会广大公众受到直观教育，更好地发挥刑罚对犯罪一般预防的作用。对于罪行较轻或者主观恶性较小，被依法从宽处理的毒品犯罪分子，要采取回访、帮教等措施，配合刑罚执行部门进行教育、改造，以减少再犯。对于制造氯胺酮等新类型毒品犯罪和妇女、未成年人参与运输毒品相对集中的地区，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提出加强管理、堵塞漏洞的司法建议，协助做好防范工作。此外，各级人民法院要在以往工作基础上，积极探索禁毒综合治理的新形式和新做法，不断增强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把“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四、加强组织协调，确保禁毒综合治理取得更大成效

毒品犯罪多发高发，不仅直接危害涉毒人员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诱发其他犯罪、传播疾病，形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事实证明，毒品泛滥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犯罪多发、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受境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我国禁毒斗争形势始终较为严峻，重大毒品犯罪仍时有发生，禁毒综合治理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各级人民法院要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充分认识围绕案件审判进一步做好各项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增强做好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毒品案件多发地区的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常抓不懈的思想，把禁毒综合治理作为人民法院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认真组织，精心安排，加强与公安、检察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重点突出的常态化禁毒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并在工作方法上不断下功夫，力争有所创新，确保今年的禁毒综合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更大成效。

以上通知，请认真遵照执行。对于毒品案件审判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禁毒综合治理工作中探索出的新形式、新做法，要认真总结，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日前,薄熙来案公开庭审,本案的事实、证据情况也随着庭审的深入而被及时披露。该案的庭审,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精神,也展现了走向法治的中国司法的从容与自信。围绕着该案,各界从不同角度、领域展开广泛的讨论,笔者就庭审中控辩双方关于受贿罪的争议问题谈谈该罪构成的界定问题。　

　　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受贿罪的构成,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索取他人贿赂,其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法益。受贿罪系身份犯,该罪的成立,受贿人首先需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该案中,薄熙来历任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长、重庆市市委书记等要职,其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确定无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的职务行为或者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务行为的便利条件而收受或索取贿赂是受贿罪客观行为的惯常表现方式,即刑法第385条第1款之规定。但利用本人的职权及地位而形成的影响力,以打招呼、批条子给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等方式,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属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情形,理论上也称为“斡旋受贿”。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对“斡旋受贿”的内涵予以明确规定:“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上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以及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　

　　就目前庭审所披露的情况看,有薄熙来利用本人职务行为的情形,如其亲自签批文件办理完成请托事项的;也有其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即“斡旋受贿”的情形,如其亲自出面与相关部门打招呼、在建设深圳大连大厦过程中给深圳市长写信而为请托人唐肖林达成请托事项。

　　关于“意思联络”

　　“为他人谋取利益”一般认为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且以国家工作人员允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为最低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允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直接向请托人作出,也可以由第三人代为转达,既可以是受贿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在已收受贿赂的情况下甚至也可以是假意推托的虚假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薄熙来与徐明当庭对质,一连20个徐明的否定回答,意在斩断其通过薄妻收受贿赂、转达请托事项、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方面的意思联络,从而达到脱罪的目的。但检察机关公诉意见书认为,在薄熙来夫妻与徐明长期的交往中,在夫妻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已然形成了“‘丈夫利用权力为请托人办事,妻子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共同受贿模式”,无论薄对其妻收受别墅等巨额贿赂的认识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是事前明知还是事后知情”,在薄所供认的“我帮他(徐明)快发展,他帮我带孩子”的“特殊形式的交易”下,徐明在所托事项上的一帆风顺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　

　　庭审中,薄熙来的辩解之一即并未为徐明谋取到经济利益。在徐明的证言中,也明确在收购万达足球俱乐部和建设定点直升飞机等项目上虽然有薄的帮忙,但并“没有实际经济利益”。那么该如何认识受贿罪中所“谋取”的“利益”呢?　

　　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利益”的界定,较统一的意见均认为,该利益既可以是正当的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利益。虽然通常为物质利益,但也包含非物质利益,如荣誉等。实际上,非物质性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物质性利益,行贿人既以贿赂孜孜以求,也往往是看中了这一点——反而言之,受贿之核心即利益交换,行贿人所图者即利以贿成。　

　　在薄熙来与徐明的当庭对质中,薄熙来在是否为徐明谋取利益的关键问题上,策略性地要求徐明回答“直升飞机、足球队赚钱了没有”?意在不能否认其接受请托并利用职务便利完成请托事项的前提下,以两项目并不“赚钱”来达到否认为请托人徐明“谋取利益”的目的。徐明虽证实“没有实际经济利益”,但同时也证实了实德公司“无形资产的提升”。在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成立之前,实德集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不高,正是借助于实德足球俱乐部的品牌推广以及大连实德足球队的不俗表现,使大连实德集团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正是因徐明所定位的把“足球运动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作为一个企业来管理,作为一种文化来培育”所形成的品牌、企业文化推广效应,实德集团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将足球产业列为该集团的四大产业之一。综观大连实德的发展,因收购万达足球俱乐部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的提升”功不可没,这对徐明及其实德集团而言,已然不是“没有实际经济利益”的项目了。同时,在唐肖林行贿中,薄认为其系“为驻深办,是为了公司,不是为个人”,但如前所述,所托事项是否正当,并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同时,其利用本人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完成请托事项,并在事后收取贿赂,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法益,应构成受贿罪。　

　　(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