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2004年)
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
西安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
（2000年4月7日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0年5月26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6月30日西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4年8月3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西安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发展体育事业，规范体育经营活动，保护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体育经营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开办的商业性体育健身、训练、培训、竞赛、表演、娱乐活动。体育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体育活动经营、消费、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第四条 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应当遵循开放、搞活、扶持、引导的方针，培育和繁荣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第四条 市、区、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体育经营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工作。工商、公安、文化、卫生、物价、环保、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有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部门的营业执照后，应向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七条 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经营项目；
(二)有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规定的体育经营活动的场所；
(三)有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体育器材；
(四)有符合要求的体育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举办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的体育经营活动，应经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的体育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由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九条 体育活动经营者必须按照核准的经营范围，亮照经营。
第十条 体育经营活动场所接纳消费者不得超出人员容量的限制规定。体育经营活动场所的噪音应当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以内。
第十一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做好体育设施、器材的维修保养，保证安全、正常使用，对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宜，应当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
第十二条 经营具有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的体育项目，应当配备必要的体育技术人员、应急救护人员和救护设施。
第十三条 体育经营活动应当健康文明，禁止从事具有淫秽、赌博内容和其他有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十四条 市、区、县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体育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
第十五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有权拒绝下列行为：
(一)侵占体育经营活动场所、设施、设备；
(二)强行派购物品或者安置人员；
(三)非法收取费用；
(四)未持有合法证件或者超出职权范围的检查及处罚；
(五)未依法定程序扣押、收缴、吊销证照或者强令停业。
第十六条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造成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损失的，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有权要求赔偿，并有权向有关主管部门检举、控告。
第十七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纪守法，文明经营；
(二)明码标价，公平交易；
(三)维护经营场所秩序；
(四)提供的服务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五)保持经营场所的环境卫生；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八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接受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按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九条 体育活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选择体育活动项目；
(二)要求体育活动的经营者按照承诺提供服务；
(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四)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条 消费者与体育活动的经营者发生纠纷，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
(二)申请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消费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文明礼貌，遵守社会公德；
(二)遵守体育经营场所的管理、安全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
(三)爱护体育经营场所的设施、设备、器材；
(四)保持体育经营场所的环境卫生。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从事危险性大、专业技术性强的体育经营项目的，由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对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宜未作真实说明、未设置明确警示标志的，或者未按要求配备合格体育技术人员、应急救护人员和救护设施的，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实施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罚款和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体育活动的经营者违反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环保法律、法规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七条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除非未成年人有财产，否则法院通常判决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其监护人没有赔偿能力，那么在侵权行为人成年以后且有固定收入、具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其能否作为被告或者在执行程序中被申请追加、变更为被执行人——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起诉或追加已成年行为人缺乏法律依据，故应驳回起诉或申请人的追加、变更申请。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可以将已成年行为人作为被告，或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理由是：第一，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承担，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的规定，监护人承担责任不是基于自身过错，而是基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立法考虑。因此，同样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角度出发，在侵权人成年后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将其作为被告或追加为被执行人。第二，成年行为人作为侵权人向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侵权责任自负”的原理。第三，如果不能再次起诉已成年侵权人或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将导致被害人权利得不到充分救济。
现行法律框架下的答案
笔者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即起诉或追加已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应驳回起诉或申请人的追加、变更申请。理由如下：
1.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都规定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责任，该责任为监护人自己责任，而非对被监护人责任之转承或替代。正因为如此，除非审判阶段未成年人有足额财产的，否则均应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且监护人承担责任后不能向未成年人追偿，该责任亦不因未成年人成年后具备责任能力而转移至本人。
2.我国民法无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民事责任能力被寓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之中，即民事行为能力既包括从事合法行为的能力，也包括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无行为能力人即无责任能力人，纵然行为人客观上具有辨识能力，但在法律上依旧无责任能力，不应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责任自负”原理在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行为人当初既无行为能力，即无责任能力；既无责任能力，即无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才是法定责任人，其应自担责任。追加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不是体现而是违背了监护人“责任自负”原则。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清楚表明：一是行为人致人损害时不满十八周岁，原则上不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即使不满十八周岁要承担侵权责任，也必须其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且有经济能力；三是若诉讼时行为人尚不满十八周岁，即便其十八岁后有经济能力，也不符合承担责任的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的“诉讼”，指的是一次诉讼，而非再次诉讼。虽然，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条款都规定被监护人有财产时，首先以被监护人财产承担责任，但这一规定显然只适用于受害人对监护人起诉，法院做出判决之时，其本质上为衡平监护人利益的法律政策上的特殊安排，是判决时对监护人责任的减免，不能扩大适用于侵权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民事程序中。
４.如果侵权的未成年人在成年后可以作为被告，对其在成年之前已经司法程序处理过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或者直接追加成年行为人为被执行人，对大量已经终结的案件再次审理或启动执行程序，则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则，从而冲击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
５.被害人的权利可能因为监护人没有赔偿能力而未能实现或不能全部实现，但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缺乏赔偿能力致使原告不能受偿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要突破判决书确定的责任主体追加被执行人，则必须要有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否则可能影响到被追加者的合法权利，而且可能构成对被害人的双重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8种可以在执行阶段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包括追加成年行为人这种情况，因而直接追加缺乏法律依据。
比较法背景下的探析
关于未成年人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各国大致有４种立法例：1.由被害人承担所生之损害；2.未成年人负全部责任；3.原则上由未成年人承担责任，但是依据其知能发展程度，如果能够认定其主观上没有侵权故意，则可以免责；4.根据未成年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由未成年人承担衡平责任。英美法多采用第三种立法例，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则多采用第四种立法例，我国台湾地区亦采此立法例。
台湾地区民法第一八七条规定：“未成年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与其法定代理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行为时无识别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前项情形，法定代理人如能其监督并未疏懈，或纵加以相当之监督，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负赔偿责任。如不能依前两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声请，得斟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可见：1.未成年人侵权，虽行为系未成年人所为，但是如果其行为时没有识别能力，应由法定代理人单独承担责任；2.如果未成年人为侵权行为时有识别能力，由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对于未成年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对被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后的内部求偿关系，德国民法规定应由未成年人单独承担责任，台湾亦有学者主张，二者的内部责任应平均分担；4.法定代理人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其监督上的过失，而这种过失系推定过失责任，如果法定代理人能够举证证明其没有过失，则可以推翻这种推定，即无需承担责任；5.在未成年人没有识别能力的情况下，本应由法定代理人单独承担责任，但如果法定代理人证明其已尽到监护责任因而免责的，法院可依据被害人的申请，根据未成年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经济状况，责令未成年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这便是未成年人侵权责任中的“衡平责任”。
在我国台湾的立法体例中，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的责任承担问题，有两个情况至关重要，一是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二是法定代理人的举证免责。这种立法例的核心在于将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进行了区分，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也有可能具有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根据加害行为的种类、责任能力欠缺的程度等因素，未成年人本人亦要承担一定的甚至是全部的侵权责任。而目前大陆民法尚未对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加以区分，而是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侵权由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仅仅是在“未成年人有财产的”以及“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且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作出由未成年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例外规定，从而在未成年人侵权制度中对符合现代民法趋势的衡平责任有所体现，但是并未动摇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制度根基。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下，只要侵权人是未成年人，其行为时的年龄、侵权行为的种类、智能程度等情况都在所不问，至多需要考察一下“未成年人是否有财产”及“诉讼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即可依法作出裁判。
建 议
目前，各国法律规定相对于司法实践而言，过于简单，难以满足未成年人侵权案件的复杂情况，而且对于侵权行为人、被害人以及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三方主体而言都难谓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平：对行为人而言，在其作出认知能力足以判断的侵权行为时，却由于属于未成年人即可免责，有违侵权责任自负的原则；对于被害人而言，在其合法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下，其无法要求行为人在具备赔偿能力之后给予赔偿，故往往由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赔偿能力便得不到赔偿；对于监护人而言，即便其能够证明已尽到监护责任却仍不能免责，这势必导致监护人的责任过于道德化。
为周全考虑各方当事人之利益保护，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及身心发展，在未成年人侵权制度中，引入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对不同程度侵权行为在识别能力上的差异、未成年人的衡平责任以及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时相应减免赔偿责任等机制，实有必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