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我国的证据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是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日益加强，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我现行的证据制度越来越表现出与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一面，一些法学界人士对此也提出了诸多疑义。笔者从事审判实务多年，在这其间对我国的证据制度感受颇深，我们现行的证据制度确有许多缺陷需要改进。
一、 证据是诉讼灵魂。
证据是理所当然的诉讼的核心和灵魂。所有的诉讼都应是围着证据展开的，所有的裁判文书都应是以证据为依据。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整个诉讼活动不过是玩弄证据的艺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过份。所以谈到证据制度的改革，其实就是谈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
1994年笔者开始从事审判工作，这时法院的审判方式基本上表现为纠问式审判方式，审判员的庭审中法庭调查阶段的思路大致是：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向原、被告发问→原、被告举证→原、被告相互发问。至于质证、辩证因大多数审判人员认为是属于法庭辩论而在调查阶段被忽略，对证据认定，在庭审中几乎是不多见的。幸喜，随着我国这些年审判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法院的法官终于从纠问式审判方式中走出来，在庭审中更趋向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法庭调查阶段的思路大致是原告陈述→被告答辩→原告举证→被告质证→法庭认定→被告举证→原告质证→法庭认定→原、被告相互发问，而向原、被告发问原先必经的程序在庭审中已不常见。现在看来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也终于走向正轨，证据制度也由审判制度的分支成为核心。
二、证据基本特性的划分。
谈到证据基本特性，无非是谈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也有的学者提法为客观性、因果性、合法性）。笔者认为将证据基本特性归为这三性是混淆了证据的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证据三性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证据的三性是指作为定案的证据要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这一观点在审判实践中实在难以操作，在审判实践中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确是案件的主要证据的情况普遍存在，如无效的合同因其内容不合法，而我们要否定它作为定案的证据，那我们应依据什么证据来判案，而我国法律规定无效合同应由有过错方承担责任，但无效合同在诉讼过程中不作为定案的证据，要过错方承担责任也就变成无证据支持，因而过错方可以不承担责任，造成了审判陷入两难境地。尽管这样有的学者仍坚持认为"证据的法律性决定了证据的许可性，只有符合了法律的要求，取得了法定的形式，为法律所许可的与案件的联系的客观事实，才能作为证据使用，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摘自《证据学》，胡祥福主编) 。笔者认为证据的基本特性应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划分，所谓证据的实体性是指证据本身所具有证明力的性质，它应包含以下内容，证明案件实体上的证明力和案件程序上的证明力。在证据的实体性中证据应具有以下特性：客观真实性，关联性。证据实体中的合法性与否不应列入其内，如无效合同应列为定案证据，作为证据的无效合同证明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证明合同无效的证据，因此我们不能否定无效合同作为定案证据，由此也可以得出证据实体合法与否不影响证据作为定案证据的效力。所谓证据的程序性是指证据具有能否成为定案证据的性质。它应具有以下特性：（一）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用非法手段、非法途径取得证据是为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如刑讯逼供、欺诈等手段取得的证据和通过赌博途径取得欠条都应禁止。强调证据取得合法是为了充分保证证据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作为证词的真实性才能得到保障。前不久，笔者看到一文，文中作者建议仅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笔者对此观点极不赞同，如此观点成立，必然是刑讯逼供成为合法化，那将是我国法制的一个大的退步。（二）表现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凡是作为证据的材料，必须是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证据法定的表现形式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大同小异，如物证、书证、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勘验笔录等。证据的法定形式离不开证据的内容而单独存在。证据如果没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即使是它具备了证据的法定形式，也毫无证明价值，也不能称之为证据；反之，证据仅有客观内容而没有法定的形式，就无法进入诉讼，更无法对它进行审查判断，因而，它也无法起到证明作用，也才能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证据的效力问题。
何谓证据的效力，就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而认定证据就是判断证据有无证明力的问题。这点说起来容易，但在审判中却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审判人员反思。（一）如交通、消防、物价等部门的鉴定结论应如何认定，我们的审判人员大多都毫无疑问的接受了这些鉴定结论，致使一些明显存在缺陷的鉴定成为定案的依据。似乎我们的一些审判人员分不清鉴定结论是证据还是判决，对鉴定结论是不加审查判断的采用。如笔者曾看到一份判决书事实部分所写：物价部门依原告陈述物品（已灭失）所作的价格鉴定为***元。显然，做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材料并非充分可靠，结论的真实必然是有疑问的，判决书采用这事实是存有疑问的。笔者认为鉴定结论虽是一种科学的判断，在诉讼中是一种重要的证据，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优越于其他的证据，它仅仅是证据，同其他证据一样也可以被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二）已经认定的证据效力还会有高低之分吗？前面已经说过证据的效力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证据是证明案件过去曾发生的事实。既已认定的证据其效力便已被确定，也就是证据事实被确定，当然不存在效力高低之分。这本是浅显的道理，但我们仍有许多的审判人员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相反的观点，如笔者在看到一份判决书，事实部分认定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一份合同，而在理由部分却写到这份证据的效力低于其他证据，而不被采纳。以上这些问题在我们审判实践中并非个别例子，笔者所举例也是在审判实践所见的一部分。
四、证据的认定。
证据的认定是指在庭审中如何认定证据的问题。认定的证据事实就是判决的依据，判决如何充分说理也在于证据的支持，因此证据的认定在庭审是至关重要，可以说现在庭审的核心对于审判人员来讲就是如何认定证据。但在大多数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较为注重庭审的控制和驾驭，而常常忽略了认定证据这个重要环节，在庭审审判人员对证据的认定往往过于简单，仅仅是认定了证据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如在一次庭审中，原告提供了某单位的一份证明证明被告欠其货款，被告质证意见是：对证据无异议，属实，该证明证明了被告已不欠原告货款，债务已转移。而审判人员的意见是：因被告无异议，本庭对该证明予以认定。我们从中看不出审判人员是认定哪一事实。笔者认为证据认定应作到充分全面，而不单单是认定一份证据有效无效的问题，证据的认定应包括证据事实的认定。对于以上事例，笔者认为在综观全案的情况下，对证明的认定应表述如下：原告提供的某单位证明证明了被告欠原告货款（或被告不欠原告货款）这一事实，本庭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定。上一事例还反映了一个证据认定的问题，我们的审判人员是否应受到当事人的约束，还是完全独立。笔者认为证据的认定是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证据的认定是由法庭来完成，因此审判人员应当是独立完成证据的认定。这有利于人民法院将一些当事人双方无疑义的不合法的证据不成为定案的证据。如赌博之债的证据。
以上几点看法为笔者日常所积累，圈点成文，但受本人水平限制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震波诉叶润忠返还财物（邮票）纠纷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复
1992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赣高法民〔1992〕1号《关于胡震波诉叶润忠返还财物（邮票）纠纷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认为：叶润忠不返还珍贵邮票，是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和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应令叶润忠将所借珍贵邮票限期返还胡震波。如果逾期不还，可按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折价予以赔偿。
以上意见，供参考。

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胡震波诉叶润忠返还财物（邮票）纠纷案的请示 赣高法民〔1992〕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接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胡震波诉叶润忠返还财物（邮票）纠纷一案的案情报告，对进入流通领域作为特殊商品的珍贵邮票，如何定价，是否作价赔偿，存在不同意见，特请示贵院。
原告：胡震波，男，25岁，汉族，新余市人，高中文化，系江西省新余钢铁总厂中板厂职工，住新余市城南商业局宿舍。
委托代理人：胡少波，男，40岁，新钢汽车队工作，住新钢粮店。
委托代理人：胡凌云，男，江西省新余钢铁总厂司法处干部，住苗圃区314栋1楼1号。
被告：叶润忠，男，25岁，汉族，湖南省醴陵市人，高中文化，系江西省新余钢铁总厂第一运输部职工，住该厂单身宿舍。
委托代理人：刘桐雅，男，新余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震波与被告叶润忠均是集邮者。胡震波要求叶润忠返还一枚特15首都名胜第3枚天安门“天空光芒四射”（也称“放光芒”）珍贵邮票。此邮票是由胡震波的父亲传给胡震波的。1988年3月间，被告叶润忠到胡震波家中，要求欣赏胡震波珍藏的这枚特15“放光芒”邮票，叶润忠看后，主动要求将这枚邮票借出，交由其教师钟国强鉴定真伪，胡震波表示同意。一星期后，原告的父亲发现邮册中的“放光芒”邮票不见了，询问情由，要求胡震波尽快追回。第二天，胡震波即找叶润忠要回这枚“放光芒”邮票，叶润忠告知胡震波邮票已丢失，请求宽限一段时间，让其好好找一找，但叶润忠一直未找到，胡震波三番五次催促叶润忠，要叶尽快返还，叶也曾保证在1988年7月前找到，均没有结果。原告胡震波遂于1988年12月向新余市沧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叶润忠返还特15“天空光芒四射”珍贵邮票。在诉讼中，原告胡震波坚持要被告叶润忠返还原物，如确实不能返还原物，要求按市场价25000—30000元赔偿，并要保留其追索权，被告叶润忠认为返还原物已不可能，要求按1988年市场调节价进行赔偿。
新中国邮票志号特15“首都名胜”邮票全套五枚，于1956年6月15日发行，其中第三枚为“天空光芒四射”邮票，面值8分，是由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家邵伯龄先生设计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制后认为不妥，故发行前邮电部下令将该枚邮票收缴销毁，并于1957年2月20日另发行一枚补齐全套。但有些城市因邮局管理混乱，早已于发行前发售了此邮票，所以有极少数（知情人反映只有24枚）该枚邮票流入社会，由于是错版未发行邮票，故极为珍贵，据省集邮协会反映其珍贵程度，在我国建国后发行邮票中名列第二位。
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新余市邮票公司出具证明：“特15首都名胜第四枚（应为第三枚）未正式发行‘天空光芒四射’邮票，据南昌八一公园邮票市场于（1991）6月23—24日成交一枚（南昌日戳1956年）天空光芒四射邮票成交额贰万伍千至叁万元左右，主要看品相好坏来决定，轰动了南昌市集邮界。据了解，该枚邮票就是我市这枚邮票，盖日戳和地点、时间基本相符。”
江西省集邮协会也出具证明：“目前此枚票（指天空光芒四射邮票）在集邮界，旧上品交换价值在贰万伍千元左右。”
另外，承办人走访江西省集邮协会时，座谈中接待我们的常务理事彭裕生同志说：“如果你有这枚票，二万元，我马上可以找到买主。”另一位常务理事沈重先生说：“这枚票，要四万元啊！”他们表示：正式出具证明，不便把价格写得太高。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叶润忠借原告胡震波的珍贵邮票，应该妥善保管，因保管不善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能够返还原物的，应该返还原物，不能返还则应该赔偿损失。该枚邮票因是错版未发行邮票，且有极少几枚已在市场上流通而增加其收藏价值，其市场买卖价格与国家邮票价格手册所定价相差很大，被告应按市场价格赔偿给原告，但因该枚邮票是全国首次在南昌市场上交换，可以比照1991年6月在南昌八一公园的市场价进行赔偿，被告应赔偿原告人民币25000元，由于从未处理过此类案件，没有这方面的处理经验，且邮票有国家定价和市场议价，二者相关很大，故请示新余中级人民法院。新余市中级法院处理此类案件没有把握，又请示本院。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邮票被认为“国家名片”，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一种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邮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格主要由以下诸因素决定：一、印量，存世量，数量越少，价格越高。二、收藏人数，数量越多即集邮者越多，价格越高。三、发行时间越久，价格越高。四、设计、印刷，越精美越受欢迎。五、差错、变体，往往价格奇高。六、系列邮票的第一种。特15首都名胜第三枚天安门“天空光芒四射”邮票，除最后一项外，其他因素均具备。“放光芒”邮票，由于历史原因未发行，但却有极少数流入社会，作为错版邮票，其价值是与日俱增的。据省集邮协会的同志介绍，此枚邮票大概仅有南昌发售了，全国极为罕见，在目前列我国建国后出版邮票市场价的第二位，在我省列为首位。
被告叶润忠借用原告胡震波的珍贵邮票，理应妥善保管，按期返还，因保管不善致使借用物灭失、毁损或减低使用价值，不能返还原物的，借用人应征得被借用人同意，以等价的货币或其他实物抵偿。“天空光芒四射”邮票是珍贵邮票，作为特定物，不能返还原物，应当赔偿损失。同时对于坚持要求返还原物的原告来说，应保留其追索权。保留原告追索权，既是对财产——珍贵邮票合法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又可防止不法侵害人有机可乘，钻法律的空子。被告人叶润忠作为一名集邮者，对“放光芒”珍贵邮票是看得很重的，其遗失的可能性不大，完全有可能还在被告手中，因此，一致认为，保留原告胡震波对“放光芒”邮票的追索权是十分必要的。
在赔偿数额方面，讨论认为，鉴于邮票是否真正遗失有两种可能性，如果邮票遗失了，那么判决被告赔偿25000元，似乎让被告吃哑巴亏；如果邮票没有遗失，判决赔偿25000元，而被告以35000元甚至更高价出售，那么被告净赚10000元甚至更多，显然被告占了便宜。因此，在赔偿数额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由于“天空光芒四射”珍贵邮票是错版未发行邮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是没有定价的，因为从理论上讲没有发行，当然也就没有定价了，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又确实流入到社会上，在集邮市场上流通，量少收藏价值大，价格是会不断上升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六条“借用实物的，出借人要求归还原物或者同等数量、质量的实物应当予以支持；如果确实无法归还实物的，可以按照或者适当高于归还时市场零售价格折价给付”之规定，又有我省集邮协会的“旧上品交换价值在贰万伍千元左右”的证明，因此，被告叶润忠赔偿数额可以按30000元给付。
第二种意见主张不判具体赔偿多少，只保留原告的追索权。
审判委员会倾向第一种意见。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1992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