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行政执法投诉暂行规定的通知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行政执法投诉暂行规定的通知
濮政办〔2010〕106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濮阳市行政执法投诉暂行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濮阳市行政执法投诉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全市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根据《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和《濮阳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执法活动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均可依照本暂行规定向具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制机构投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和所属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制机构（以下简称法制机构）负责受理和处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执法投诉案件。
第四条 受理和处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应当坚持便民、高效和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五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部门或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通过来电、来信、来访、传真、互联网等方式向有管辖权的法制机构投诉：
（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违法不当的；
（二）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五）违法实施行政收费的；
（六）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七）违法实施行政裁决的；
（八）违法实施的其他行政行为。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县（区）人民政府或市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有本暂行规定第五条所列行为的，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
第七条 对不属于本暂行规定范围的投诉，接到投诉的法制机构应当告知投诉人其他救济途径。
第八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法制机构进行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投诉行政执法机关；
（二）有具体的投诉请求事项和事实依据；
（三）属于可以投诉的范围。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市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的直属单位或派出机构有本暂行规定第五条行为的，向其主管部门的法制机构投诉，也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
第十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县（区）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有本暂行规定第五条所列行为的，可向县（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也可向上级主管部门的法制机构投诉。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有本暂行规定第五条行为的，向县（区）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
第十二条 县（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所属部门法制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投诉人投诉的，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可以直接受理。
第十三条 接到投诉的法制机构应当予以立案受理，对于不属于本级办理的投诉案件应及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制机构处理。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投诉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受理范围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尚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限内的，应当告知投诉人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解决。投诉人表示放弃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权利坚持投诉的，可予受理。
（二）已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当事人又投诉的，不予受理，可向当事人说明情况。
（三）当事人对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不服进行投诉的，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投诉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立案。法制机构对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执法投诉，应当立案。市、县（区）政府法制机构受理投诉后根据不同情况，可以直接办理，也可以转有关部门限期办理。受转办部门应当认真调查，依法处理，不得再转办，并且应当在限期内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转办的政府法制机构。
（二）调查取证。法制机构立案后直接办理的，应当及时组织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可向有关机关、组织、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有关案卷、文件及资料。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出示《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
（三）处理。投诉案件经调查，确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制机构应当作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处理通知书》责令立即纠正或限期改正；也可以提出处理意见，经本级政府或本部门负责人批准，作出《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依法撤销、变更违法不当的行政决定。需要追究执法主体行政执法责任的，按照《河南省行政执法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投诉案件经调查不属实，法制机构应如实回复投诉人，说明情况，做好解释工作，并告知被投诉行政执法机关。
（四）送达。作出《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处理通知书》或《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后，法制机构应当在5日内送达行政执法机关，并将处理结果回复投诉人。
第十六条 法制机构办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的期限为30天。情况复杂需要延长时间的，经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50天。
第十七条 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投诉的各项工作制度。
各县（区）人民政府和市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每年底向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报告一次行政执法投诉案件的受理和处理情况。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干扰或阻碍办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依法追究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 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投诉工作疏于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对投诉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是苏东坡的一首极有名的描写“悍妻”的诗。
据说，在北宋的时候，元丰三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V，两人遂成为好友。陈?V狂放不羁，傲视世间，隐居龙丘。陈?V在龙丘的房子叫濯锦池，宽敞华丽，家里养着一群歌妓，客人来了就以歌舞宴客，而陈?V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凶妒，每当陈?V欢歌宴舞之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捶打墙壁，弄得陈?V很是尴尬。于是苏东坡就写下了这首诗来嘲笑陈?V。
这本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故事的背后所展示的却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殊却又普遍的“悍妻”现象。
古代“悍妻”现象
翻看古籍史料，记载“悍妻”的并不少，如袁绍妇刘氏“甚妒。绍死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又毁其形”。李绍文的《云间杂识》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松之悍妇，不能枚举。因夫以得贵，因贵以虐夫。有披发通衢，呼夫名而稠抵。”对“悍妻”诸多行径的描写可谓详尽。钱谦益也在《陈府君合葬墓志铭》中这样描述晚明时期的一对夫妻，丈夫陈钦光“长不满六尺，低首俯躬，语言????然”，而夫人“长身魁形，謦咳如伟男子”。两人不仅外貌反差极大，妻子更是屡屡当着外人的面数落夫君，毫不顾忌丈夫的脸面和影响，可谓十分凶悍。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封建伦理制度尚未健全的秦汉，还是“程朱理学”出现后，封建礼教早已系统化、理论化的明清；无论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宦之家，还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寻常百姓，“悍妻”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她们强势、彪悍甚至残暴，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她们殴打丈夫、威逼亲属、仇怨邻里，对统治者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都有一定的破坏。
古代关于“悍妻”的法律规定
然而，早在《周易》中“夫刚妇柔”的理论基础就已牢固地建立，其言“坤”道柔顺，承奉于天；“坤”道处卑，待唱乃和之理。《礼记》中记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也涉及到妇女的具体言行。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之下，妻悍逐渐上升为一种法律过错，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体，问夫何论？当耐。”但此时，夫妻互相施暴，与常人斗罪量刑一致。
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可见，此时“悍妻”开始为法律所强力禁止，并且是否为“悍”，完全由丈夫判定，成为夫权的重要保障。
此后历代，随着儒家伦理道德的逐步建立，法律体系与内容的完善，有关妇女言行的规定更加详细而具体。
发展到清代，由于“例”成为与“律”并行的法律规范，根据个案成例而对“悍妻”加以惩处的情况更为广泛，如“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拟绞立决”的新例，就是根据乾隆四十五年“山阳县民妇倪顾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缢身死案”而确立下来的，倪顾氏生性泼悍，刻薄丈夫前妻的儿子，夫妻因此反目相殴，倪玉气忿自缢。根据先前的法律规定，应处以绞监侯，但刑部认为，应比依“殴夫至笃疾绞决”律拟绞立决。乾隆皇帝同意了刑部的意见，认为“妇之于夫，犹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同列三纲，所关綦重？”最终判处倪顾氏绞立决，并颁行新例通行。
除了法律规定，民间亦有诸多家族法规对女性的言行进行约束，如山东孔府的《训俗遗规》的规定“孝敬公姑，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残害妾生子女，妇人撒泼干犯长辈者，罚银一钱，责夫十板”等。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家族法规均对妇女的言行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规则，那为何在中国古代，“悍妻”现象并不罕见，甚至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呢？
古代“悍妻”形成原因
明代有一王氏，性格泼悍，竟一次性杖杀使女十余人。其时还有一程氏，也是穷凶极恶，居然把婢女杖杀后，将其尸体解剖放入木匣中，并把另外一婢女的阴部割落而欲杀之。
与上述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悍妻”杀死使女、婢女的原因，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但可以看出的是，这些“悍妻”生性泼悍、残忍、凶暴，视人命为草芥，随意残害。这不能不说是“悍妻”现象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性中所本来具有的某些恶性，是无法通过礼法来加以限制和遏止的。
《大理历代名碑》中曾收进一块古碑拓片，据碑文记载，清道光年间，铁甲场地的男人们经常外出，而留守在家中的妇女却经常“屡行不义”，如偷盗邻居的家禽、菜园种植的蔬菜等。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不但不认错，反倒“转加唬吓寻死”。
可见，分析中国古代妇女的问题，注意到其顺从、卑下的特点之时，亦不可忽视她们的“无知”。古代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平民的家庭妇女更是很少接受教育，这种对知识的缺失，导致她们不懂“礼”、“义”，在丈夫纵容或者无人管教的情况下，即有可能恣意妄为。
如前案例所述，中国古代男子往往有纳妾、狎妓的风气，而夫妻感情的“排他性”，必然会导致妻子在面对丈夫纳妾或狎妓的行为时作出抗争性的反应。感情上的妒忌，必然会造成妇女行为上的乖张与彪悍；同时，丈夫寻欢甚至纳妾，必然会影响到妻子的经济地位。为了自保，妻子往往会变得敏感、狠毒，压榨对其构成威胁的其他女性。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男性的续婢纳妾，除了玩弄女性的原因外，延续子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婢妾一旦生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骤然上升，这对嫡妻——尤其是未育子嗣的嫡妻来说，便是一种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所产生的嫉妒和愤怒，必然会以乖张、暴戾的方式发泄出来。
中国古代在“男尊女卑”的格局下，亦十分注重“长幼有序”。作为处于“尊长”地位的女主人，并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妻子往往掌握家庭内部事物的管理权，包括子女教育权、惩罚权等。尤其在丈夫这方面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妻子往往要更加承担起“家不破”的重任。此时，处于家庭中重要地位的妻子，其完全可以管教子女、惩罚家眷甚至彪悍从事。
明朝中后期曾经出现过十分有趣的现象，“男为女饰，女作道装”的打扮，一时间成为社会风气。这种现象尽管是当时人们争奇斗艳的心理以及社会风俗奢靡的表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角色的变换。究其原因，与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提升有着必然的联系。
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需求旺盛，促使家庭手工业迅速普及，在手工业领域，妇女较于男子具有某种优势，导致妇女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导致妇女话语权的增强，其对无能的男主人表示的蔑视或不满，就往往以“悍妻”的现象表现出来。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丈夫的放纵或者懦弱、处于不同阶层的妇女地位的差异等。
中国古代的“悍妻”，有因“悍”入罪，受到严厉惩罚的；有恣意彪悍，周围人苦不堪言的；有“御夫有术”，丈夫甘之如饴的等等。纵然均为“悍”，却也形形色色，类型多样，看似特殊，却也普遍，对其原因的分析，或许对分析当今社会女性地位问题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