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是否应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

王政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某区法院在认定一起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时，将被告人王某购买违禁仿真气手枪时所配送的圆形“小钢珠”（总计29200粒）认定为“弹药”，对被告人判处“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此案引发出一场关于“钢珠”是否属于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争论。

一、相关争论观点的主要依据和理由
（一）支持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钢珠作为仿真气手枪工作时所使用的“耗材”，是与仿真气手枪一起使用的，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真正意义的枪支和子弹的关系。
2、钢珠被装入仿真气手枪的弹夹后，经安装二氧化碳气瓶提供动力，被击发离开枪支后可能产生同真枪弹药类似的杀伤力。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弹药”应包括军用子弹、气枪铅弹和其他非军用子弹，这里仿真枪所使用的“钢珠”应理解为属于其他非军用子弹性质。

（二）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目前法律上没有明文把“钢珠”定义为弹药。
2、仿真气手枪所用的钢珠与自行车等机械产品轴承所用的钢珠在规格、型号、质地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该种钢珠在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可随意公开大量出售。
3、通常理解的弹药是指枪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等具有杀伤能力或其他特殊作用的爆炸物的统称。也就是说弹药属于“爆炸物”的范畴，钢珠没有“药”，自己不会爆炸，不属于“爆炸物”，自然也不应属于弹药。

二、“钢珠是否定义为弹药”的法律意义分析
毫无疑问，支持或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两种对立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司法实践中，采用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有关涉案人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却差异极大。主要是因为：
（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弹药行为可以构成独立的罪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就可以构成犯罪，五百发以上就可能因数量较大而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如果钢珠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在上述案例中，29200多粒钢珠应被看成是“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相当严重”，对有关涉案人员自然应处以较重的刑罚。
（三）如果钢珠不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在有关涉及枪支的案件中，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不被看成是犯罪，而仅将其作为一个酌定的参考因素或情节考虑，那么在有关此类涉枪案件中，涉案人员可能不会单纯因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而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所以，“是否将钢珠定义为弹药”，其蕴涵的法律意义重大，司法实践必须认真仔细对待这一问题。

三、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不应被看成是犯罪行为
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司法判决中将“钢珠”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是不合适的。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目前关于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法律规定及钢珠的物理用途、属性和市场销售情况，在与枪支相关联的案件中，司法人员不应将涉案人员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钢珠看成是弹药，不应单独根据有关涉案钢珠的数额来决定是否给有关涉案人员判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弹药罪的刑罚。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目前我国制定的各项法律或法规没有一处明确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司法实践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行为”按相关涉及弹药的犯罪处理，自然是违反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基本原则的。
（二）如果将钢珠理解为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属于对“弹药”的扩大解释。这种扩大解释除了不符合“弹药”字面的基本文意外，还不能够很好地解释“钢珠”可以在各类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随意公开大量出售的社会现实。我们总不应作出“钢珠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是弹药，不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不是弹药”的选择性或任意解释吧。因为钢珠和打钢珠的枪支是完全可以分开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不能以“二者是否在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为标准而进行是否是“弹药”的定性。
（三）钢珠是否具有“杀伤力”不应被看成是法律所禁止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重要理由。因为凡是具有一定硬度（如石头）、毒性（如药品）或表面锋利（如水果刀）的器物如果被用于犯罪都会具有杀伤力的。离开了枪支，离开了使用枪支的法律主体，钢珠自己是不会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杀伤力的。对于仿真枪支而言，刑法既然规定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该类枪支的行为”是犯罪，就足能够达到通过刑法的警示作用来实现预防或减少使用该类枪支和钢珠犯罪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再将该类枪支使用的“钢珠”看成是“弹药”而单独定罪处罚。因为钢珠毕竟不同于真枪专用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火药等物品的特性，该些物品一般是作为专门武器使用的，在一定条件下单独使用会产生爆炸现象，不需要借助器械而具有杀伤能力。
（四）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讲，对不利于犯罪行为人的解释，刑法应尽可能地避免适用；否则，对有关行为人很可能会被处以超常规的重刑，从而意味着不公正的刑罚适用。因为国家对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处罚，本来就相当地严厉，目前就连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群众狩猎或娱乐用的气枪、火枪、猎枪或仿真枪械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重点调整的范围内。在此法律背景下，司法实践如果将涉枪案件中的“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钢珠的行为”都看成是“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弹药的行为”必将会扩大刑事犯罪的打击范围，给人以“严刑峻法”之嫌。一般社会公众如果认为刑法过于严苛，很可能会因法律适用不公正的缘由而更加藐视法律，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

总之，笔者坚决赞同将“钢珠”不视为法律意义上“弹药”的观点，并且希望有关立法或司法部门及早发布权威性法律文件予以明示，以避免此类案件法律适用或量刑不一所造成的混乱情形继续发生。

2006年11月17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根据《纪要》精神，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做好死刑第二审开庭审理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OO六年四月五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谈纪要
2006年1月10日和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沈德咏、张军、熊选国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等，就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有关问题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认为，对死刑第二审案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实行开庭审理，对于保证死刑案件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加强人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双方交流、分析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工作中的情况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就共同做好此项工作达成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各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死刑第二审案作，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二)各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抗诉的死刑案件，应当重点审查上诉、抗诉理由及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查证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问题。在此基础上，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三)开庭审理死刑第二审案件，下列情形的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1.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有异议，该证言、鉴定结论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2.其他人民法院认为应出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由人民法院通知到庭作证。
(四)各高级人民法院必须在开庭十日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
(五)出席第二审法庭的检察人员在审查第一审案卷材料时，应当讯问原审被告人。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规范相关工作制度，保障检察人员及时提讯。
(六)各高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落实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并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检察机关。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均可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死刑案件的会议。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可以带检察人员作为助手。
(七)各高级人民法院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庭审秩序，确保审判人员和出庭检察人员及证人、鉴定人在法庭内的人身安全。
(八)各高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时向检察机关送达裁判文书和相关诉讼文书。
(九)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商请省级财政部门，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关费用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十)为解决办案人员不足问题，各高级人民法院及同级人民检察院可暂时分别从下级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借调部分审判、检察人员帮助工作。借调的审判、检察人员出席死刑第二审案件法庭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及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履行必要的任职手续。
(十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在死刑第一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中共同面临的人、财、物等保障问题，应当及时沟通，协调步骤，相互配合，必要时可以联合进行调研，联合向党委及有关部门提出报告。
双方商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已经建立的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就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问题及涉及的其他问题进行经常性的协调沟通。今年内，每季度的第一个月上旬举行一次会谈，两院领导轮流上持，有关庭、厅、室负责人参加。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两院有关庭、厅、室负责人可以随时沟通，分别向两院领导报告，以便及时研究，共同解决。为方便联系，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刑一庭庭长黄尔梅、刑四庭庭长杨万明作为联系人，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公诉厅厅长张仲芳、副厅长聂建华作为联系人。各高级人民法院及同级人民检察院也应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