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复议办法
环境保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 第4号
环境行政复议办法
《环境行政复议办法》已经2008年11月21日环境保护部2008年第二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12月27日发布的《环境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办法》同时废止。
环境保护部部长 周生贤
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主题词：环保 法规 行政复议 令
环境行政复议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复议工作，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认为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起行政复议。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意见，当事人不服的，依照信访条例和环境信访办法规定的复查、复核程序办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环境行政复议机关。环境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二）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文件和资料；
（三）审查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定行政复议决定；
（四）按照职责权限，督促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和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
（五）处理或者转送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审查申请；
（六）办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赔偿等事项；
（七）办理或者组织办理本部门的行政应诉事项；
（八）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和重大行政复议决定备案事项；
（九）研究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改进建议，重大问题及时向环境行政复议机关报告；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申请人。
同一环境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5人的，推选1至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共同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共同被申请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组织以共同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对外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办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查封、扣押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二）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警告、罚款、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暂扣、吊销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三）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许可证、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审批、登记等有关事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依法办理的；
（四）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许可证、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的变更、中止、撤销、注销决定不服的；
（五）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违法征收排污费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六）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一）申请行政复议的时间超过了法定申请期限又无法定正当理由的；
（二）不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等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的；
（三）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前已经向其他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他行政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第九条 行政复议期间，环境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环境行政复议机构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第十条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环境行政复议。
申请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的，应当向环境行政复议机构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可以口头委托，说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由环境行政复议机构核实并记录在卷。
委托人变更或者解除委托的，应当书面告知环境行政复议机构。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第十二条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采取当面递交、邮寄或者传真等方式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有关材料。以传真方式提交的，应当及时补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及有关材料，审查期限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及有关材料之日起计算。
申请人口头申请的，应当由本人向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当面提起，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当场制作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笔录，并由申请人核对后签字确认。
第十三条 行政复议申请书和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住所、身份证号码、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
（三）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四）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五）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二）申请行政复议日期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提供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证明材料；
（三）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四）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及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且提交材料齐全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予以受理；
（二）对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及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制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送达申请人；
（三）对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及本办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告知书送达申请人；申请人当面向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口头提出行政复议的，可以口头告知，并制作笔录当场交由申请人确认。
错列被申请人的，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告知书告知申请人变更被申请人。
第十六条 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在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发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当补正的事项及合理的补正期限。
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
第十七条 申请人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环境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受理，并制作责令受理通知书，送达被责令受理行政复议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申请人；必要时，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受理。
第十八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应当自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制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笔录复印件以及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有关材料的副本应一并送达被申请人。
第十九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事实及理由进行答辩，并提交当初作出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提交上述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十条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和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环境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并且应当为申请人、第三人查阅有关材料提供必要条件。
申请人、第三人不得涂改、毁损、拆换、取走、增添所查阅的材料。
第二十一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
第二十二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环境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
第二十三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构进行调查取证时，可以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向有关人员询问，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勘验。
调查取证时，环境行政复议人员不得少于2名，并应出示有关证件。调查结果应当制作笔录，由被调查人员和环境行政复议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行政复议期间涉及专门事项需要鉴定、评估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也可以申请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现场勘验、鉴定及评估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因对被申请人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达成和解的，应当向环境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
（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
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复议请求、事实、理由和调解结果，并加盖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印章。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前一方反悔的，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二十六条 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经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同意后可以撤回。
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行政复议中止：
（一）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的；
（二）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的；
（三）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五）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行政复议的；
（六）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七）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的；
（八）其他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情形。
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环境行政复议机构中止、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应当制作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恢复审理通知书，告知有关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终止：
（一）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准予撤回的；
（二）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三）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经行政复议机构准许达成和解的；
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中止行政复议，满60日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仍未消除的，行政复议终止。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要求环境行政复议机关一并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的，或者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环境行政复议机关有权处理的，应当在30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制作规范性文件转送函，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法处理。
申请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尚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的，可以在环境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向环境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第三十条 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有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停止执行。
决定停止执行的，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并制作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一）申请人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部门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环境行政复议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责令其恢复审理。
第三十二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拟定行政复议决定书，报请环境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审批。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加盖印章，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三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环境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延期审理通知书，载明延期的主要理由及期限，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四条 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的，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制作责令履行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书送达被申请人，并抄送申请人和第三人。
被申请人对行政复议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环境行政复议机关提出意见，但是不停止行政复议决定的履行。
第三十五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接受当事人的申诉、检举或者备案审查等途径，发现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违法或者明显不当的，可以责令其改正。
第三十六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日起60日内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的情况通报环境行政复议机构。
第三十七条 行政复议期间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发现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或者发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向有关机关提出完善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的建议。
第三十八条 办结的行政复议案件应当一案一档，由承办人员按时间顺序将案件材料进行整理，立卷归档。
第三十九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应诉案件统计制度，并依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环境统计的规定向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行政区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情况。
下级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将重大行政复议决定报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备案。
第四十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定期总结行政复议及行政应诉工作，对在行政复议及行政应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一条 环境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机关的行政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有关行政复议期间的规定，除注明5个工作日、7个工作日（不包含节假日）的，其他期间按自然日计算。
期间开始之日，不计算在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行政复议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
第四十三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行政复议文书可以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
环境行政复议机构送达行政复议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并保存有关送达证明。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其他事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6年12月27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环境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办法》同时废止。
浅析契约自由原则
周建
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含义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核心部分，正如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陈自强指出的：“契约自由原则，虽然不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内涵。”[1]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2]这一原则在私法领域普遍适用，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按通常的理解，契约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依此，债权契约、物权契约、身份契约乃至行政法上的行政契约，均属契约之列，契约非民法所独有。然纵观各国民法之规定来看，契约均归属于债权部分，或者将契约法单独立法以规范债之发生（如我国《合同法》之单独立法，合同与契约只是对英文词contract的不同译文，含义相同）。“因此之故，学说上称债权契约为狭义契约，任何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称为广义契约。契约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的所谓契约，毫无疑问，都是债权契约。”[3]亦即我们理解的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
关于契约自由的含义，依笔者所览之范围，有的将其概括为“定约自由”和“成约自由”两个方面，[4]有的从契约本质出发，将契约自由归结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违约应负责任三个方面，[5]有的将其区别为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决定契约内容、选择契约形式四方面自由，[6]有的学者概括为六方面自由，即在四方面自由上再加了两个自由：变更自由、结束自由。本文以为最后一种概括最能全面阐述契约自由原则：
1、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即任何人均能自由决定是否要成立一定的契约，不受缔约或不缔约的强制。这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通常的理解为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的自由，完备的解释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和不与谁缔约的自由。这种权利的行使，得由客观的条件辅助，即客观上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缔约相对人，否则这种自由将无法真正存在。
3、契约形式的选择自由。缔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形式可以协商一致决定，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采用固定的契约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实现这一目的，得规定两方面的内容：契约以不要式为原则，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契约形式受法律保护。原因在于，既然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核心，契约自合意达成即成立，故强加形式于契约之上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各国对契约形式上的限制，本无契约法上的原因，而多出自诉讼法上的考虑。
4、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契约内容自由，为契约自由的灵魂”[7]，即使契约有严重的不公平，如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具有强制力。当事人首先可以自由决定所缔结契约的类型，同时还可以创设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契约类型，其次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适用法律上的任意规范，任意规范意在补足当事人意思表示之欠缺，但其无强制变更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功能，故当事人得约定排除适用。
5、变更自由。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合意的方式就契约的给付方式、标的物、价金、债之关系的转移等事项进行调整，此乃契约自由原则的当然内涵。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契约目的、市场环境、社会政治等情势都有可能改变，因时而修正契约使之适合新的情势乃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
6、终结契约的自由。契约的终结往往是因债的履行，对于即时清洁的契约，无所谓终结的自由。此处所说的终结契约的自由，是指在契约关系存续中，当事人可以合意解除或终止契约的自由。如租期未届满的租赁契约，双方当事人可合意提前终止租赁契约，因为随着情势的改变，契约的继续履行不再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甚至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益，故当事人享有终结契约的自由能使当事人的目的更可能得以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
一般认为，契约自由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中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法学阶梯》中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自然法规则，也成了契约自由的出发点。但应当看到，古代私法中主体的不自由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法统治、人身依附的身份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自然经济排斥了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契约以及契约自由并未成为社会的强烈需要，所以罗马法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契约自由原则。
一般学者认为，古典契约理论是在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契约自由原则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和理论基础。
（一）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经济基础
契约自由原则存在一个假定的基础——完备的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完备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的15世纪到18世纪，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市场，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脆弱，经济只有借助国家行政权力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的发展，这种要求的体现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以及以此为据的经济管制政策，故而无从谈起契约自由。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长壮大，单纯地依靠经济关系上的无声强制，就足以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要求摆脱束缚和发展，要求充分实现自由竞争。[8]而长期发展而目臻成熟的自由市场已经能较好地适应资本自由发展的要求：1、经济主体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得以实现。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从经济学的角度，自由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和自由性，竞争的双方不受他方控制，意志完全是自由的，由此，契约自由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与此相适应，契约法没有具体琐细的规定，也不借助社会政策来限制个人的自治和市场的自由。2、大量的缔约当事人可供选择。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各种经济主体大量涌现，社会分工的细化、新的行业不断产生、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空间，人们根据市场规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才得以实现，契约自由才可能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政治、法律基础
契约自由虽然属于私法领域，但它从根本上离不开政治自由的实现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契约自由无非是政治自由在私法中的体现，是政治自由权的变种。考察一下“交换自由”的发展史，它和政治的发展是一致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奴隶与奴隶之间、平民之间、奴隶主之间、封建主之间可能存在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但它不具有普遍性，社会两大对立的阵营不可能平等，就连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可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初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天赋人权”理论溶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宪法之中，融入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自下而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正当职责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以及保证人们相互之间的平等。[9]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契约自由才能实现。同时，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保障自由、公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交易的公正提供了保障，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当然，这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得以实现密不可分，但正是这样一种符合自由竞争时代的法律制度，保障了自由，促进了契约自由的形成和发展。
（三）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按照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观念，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根据理性哲学，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的选择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则是愈少愈好。正是在这种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上，契约乃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首要原则。
第二，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法的社会政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7、18世纪，而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盛行的年代，此时它常常和社会契约理论结合在一起，社会契约理论提供框架和程序性解释，自然法提供实质性的精神。在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如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除了订立契约的方法，人们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通过相互限制而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在18世纪末，当社会契约理论在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长期努力下，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政治学说。它是与契约自由并列的理论，只不过它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而契约自由是针对个人的权利而言，是市民社会中的规则。进一步看，社会契约理论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论据。这表现为，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造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毫无疑问地能够创设约束当事人特别的权利义务。
第三，经济学领域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彻底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废除限制。[10]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具有百害而无一利。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各个人不分强弱、贤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构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应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11]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三、契约自由原则发展中的困惑
契约自由原则，依现代学者之眼光，其在形成之初带有诸多理想化的东西，这为其在发展之中遇到重重困难埋下了伏笔。这些思想化的东西包括了一系列假设：假设人是理性的、抽象平等的；假设市场环境中没有不利的第三方效应、充分的信息、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以及零交易成本。这些假设在今天纷纷受到了质疑：
（一）主体绝对理性和抽象平等的非现实性
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曾这样评价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均不应考虑在内。”[12]显然，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这种矛盾的出现，正是契约自由原则关于“人是一种抽象存在，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别。”的抽象平等和每个主体都是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绝对理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即使在古典契约理论建立之初主体间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因为古典契约法很少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契约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之订立合同的人，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按其所希望的条款订立合同，这种含义即使在19世纪，也仅仅在某种狭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平等正是古典契约法所大量采用的一种假定。不可否认，在古典契约理论的创立之初，正是自由竞争时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为个人，其相互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所以这种带有偏差的假设能为人所接受。但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垄断时代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个体发展为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形成了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公司企业的对抗，双方平等的机会只具有形式意义，所谓的契约自由受到真正的威胁。
（二）完备市场的假设被否定
在契约自由理论形成之初是有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假设，即：1、契约不得涉及当事人外的任何第三人，也就是说基于契约的相对性，契约不会对第三人构成损害；2、充分的信息，市场主体只有了解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才能使其自由的契约行为符合目的性具有必要的基础；3、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这无疑是契约当事人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客观要求，否则交易双方无法充分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疑，这些假设在自由竞争时期是比较符合客观条件的，所以自然能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假设与“契约即正义”这样一个命题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假定的前提，契约即正义这个命题是不会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契约自由的原则也无从建立。然而，这些假定的条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加强，其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了。
首先，关于契约不涉及第三人的假定，虽然今天大量的法学教材、著作中都在讲述契约相对性的理论，但是绝对的相对性已然不复存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契约比比皆是，不论这个“第三人”是抽象的如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还是具体的个人、企业、组织，契约当事人因此不得我行我素，法律的干预却显得理所当然。今天，“契约对第三人效力”的命题已被学者们广为研究。
其次，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在自由竞争时期，简单的生产与交换、不发达的技术、单一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市场使得充分掌握信息成为可能，但是今天的市场信息量之大、信息关系之复杂远不是当初的学者所能想像，人们因信息的失真而意思表达错误已是平常之事。
第三，关于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的假定，现实的和潜在的交易伙伴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上是存在的，但随着自由竞争的加剧，为避免两败俱伤而出现了垄断，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人为的垄断之外，还出现了自然垄断和国家为了国计民生而制造的强制垄断。垄断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一假定条件最主要的否定，在垄断面前，你所谓的选择自由已荡然无存了。
不仅在理论上契约自由遇到了麻烦，在现实中，“契约正义”思想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中发挥作用。立法上，集中体现在劳动法领域中对劳动者订立劳动契约的单向保护和消费者立法中对消费者这一弱者的诸多的保护以及对提供消费或服务的企业的诸多限制之上；在司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客观解释契约原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审判实践。契约仿佛真的已走向死亡？
四、契约自由原则并未衰落
由于契约自由必然面对种种困惑，许多学者纷纷表示：“契约自由已经衰落”，契约已经死亡，由契约向身份的转变已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尽管在具体形态上的确有所增多，但在原则上却没有太大变化。比如，作为对“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的约束，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对于当事人的契约行为要符合诚信、不得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关对契约内容进行规制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和不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的原则始终如一，只是将其运用到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的限制类型有所变化，况且其运用范围也极为有限。
其次，契约自由的真实的、核心的理念并非是“完全不要限制”，而是要“尽量减少干预”，这里的“尽量”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是正当的，限制的量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合适的干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13]因为没有任何干预的契约，实际上已不自由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不足以证明契约自由正在走向衰落，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否定，因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法治下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必然结论，完备的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运用竞争机制协调人类的各种努力，而不主张放任自流，甚至为了保证竞争的有益进行往往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契约只是排斥国家在法律框架之外的肆意干预，并不排斥以法律手段对契约进行一般的规制。如果我们作出“契约依法成立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理解，那么契约自由似乎从未动摇过。
换一个思考的视角，从哲学上看，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契约自由亦如此，当自由所扩展的范围越大，它所触及到的边界——限制就越多，相反，当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越大。试想在马车都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交通规则不可能出现，人们似乎很自由，但人们的出行自由却远比不上有交通规则的今天。
事实上，契约并未衰落，正如市场经济未衰落一样，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边界，也正是契约自由与不自由的边界。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蜕变，契约仍将是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坚信，在现代契约法中，“契约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4]
[1]、[3]、[7]陈自强《民法讲义Ⅰ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1页；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14]彭亚?《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第378、389页；
[5]孙学致《契约自由本质论》、马新彦《民法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2002年版23—41页；